“笼子”里的精神病人

http://cn.msn.com 2013-07-15 16:19:00 来源: 新京报 

  【导读】

    对于心灵展开于阳光之下的普通人,描述重度精神病患者幽暗而错乱的精神世界,是个难题。这是一种带有诡异传奇色彩的疾病。它向更多的普通人,展示了残酷的一面。它让一个人突然变得可怖而陌生,毫无“理由”地杀父、杀妻、杀陌生人。在记者的采访中,无奈的亲人只能把患者关到自制的铁笼;或是请求警察把他关进监狱;又或是把他“遗弃”在精神病院,永不探视。这是个庞大的群体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,中国重度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,也就是说不到100个中国人中,就有1个是重度精神病人。

  神秘而庞大的群体

  这个群体的救助方却显得“弱小”,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.05万人,护士3万人,医患比例高达1∶840,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,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。

  救助所依赖的医疗基础设施,也显得“单薄”。即使在医疗条件领先的北京,精神病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,等上一张病床往往要数月乃至半年的时间。

  关在笼中、锁着铁链的精神病人,偶见于新闻事件,而记者采访发现,这样的“笼中人”其实是个庞大数字,仅河北省便有约10万人。中国约有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,其中10%有潜在暴力倾向,很大比例的这类病人成为了“笼中人”。

“笼子”里的精神病人

  5月1日,《精神卫生法》施行,限制自由的手段被法律所禁止。但记者调查显示,因经济条件限制,家庭关爱不够,村落、社区对精神病人认知恐惧等原因,铁笼成为大量重症精神病人的最终“归宿”。

  精神卫生专家指出,没有家庭、社区以及社会的支持,“笼中人”的命运难以改变。□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河北报道

  “你们千万不要把他放出来!”2013年7月5日,河北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乡深井村,村民见记者出现在刘跃贵的房前,显得紧张和警惕。

  玻璃窗被用报纸、破布糊起来,甚至没有阳光可以透入的缝隙。52岁的刘跃贵,就在房间里的笼子中。笼子由拇指粗的螺纹钢焊接而成,一米五高,他无法站立,或坐或卧。

  刘跃贵是一名重症精神分裂患者。他在笼中已生活了10年。

  2009年3月,他被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“解锁工程”救助。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,已恢复部分社会功能的刘跃贵,被送回家。但他又一次被关进笼子里。

  根据2006年进行的河北省重症精神疾病人员流行病学调查,像刘跃贵这样被关在笼中或被铁链锁住的精神病人,河北约有10万人。

 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1亿人以上,其中重症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,能够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0%,10%的人有潜在肇事肇祸倾向。

  而很多有暴力倾向的重症精神病人,被家人铁链锁住或关在笼中。

    威胁

    杀人事件

  铁笼中的刘跃贵,吃饭的问题,目前主要是三弟刘跃金在照顾。每天会给他放一些食物和水。

  7月5日,谈到笼子中的弟弟,大哥刘跃福不断重复一句话,“我们能有什么办法。”

  刘跃贵以前主要由父亲照顾吃喝,父亲今年85岁了,无力再照顾。

  深井村的村民都反对解锁刘跃贵,认为自由的刘跃贵,是村民的重大安全威胁。

  刘跃福说,1983年,刘跃贵在面粉厂上班,跟同事发生矛盾被打伤后,开始不对劲。自言自语,后来整天在外面跑,晚上身边放着镰刀、木棍,总说有人要杀他。

  刘跃福称,当年弟弟看过医生、吃过药,但病没有明显好转。后来离了婚,刘跃贵的病情更加严重。邻居经常看到他站在房顶上大喊。

“笼子”里的精神病人

  7月5日,深井村村主任郭连华回忆,刘跃贵有时匍匐在棉花地里,突然出现去抓人的脚脖子。村里的妇女那时候都不敢独自到棉花地干活。

  2000年前后,深井村南邻的无名泊村,一名也有精神问题的妇女在晚上被杀死,村民都怀疑是刘跃贵杀的。没有目击者,也没人知道两名精神病人如何发生了遭遇战,事情最终没有被深究。

  刘跃贵在无名泊村杀人的传言还未淡去,他在本村杀了人。

  2002年7月8日,深井村一名60多岁的村民被刘跃贵用镰刀砍死。

  刘跃福回忆,死者叫刘绍武(音),似与刘跃贵拌过嘴,在街上碰到,两人就打了起来。刘跃贵拿着镰刀追,刘绍武跑不及,被砍倒,又被用砖头砸了头部。

  这一事件震动了深井村。患有精神病的刘跃贵没被投进监狱,村民们都感到非常害怕。

  刘跃贵家距离村小学非常近。刘跃福说,家人怕他再惹事,就找人焊了个铁笼,把刘跃贵圈了起来。

    经济

    贫穷与铁锁

  在石家庄新乐市马头铺镇陈家庄村,跟刘跃贵一样,患有精神分裂的王占勇也曾被家人锁在笼子里。

  “不是我不疼他,疼不起啊!”6月25日,王占勇的母亲郭素新说。2003年,王占勇的父亲癌症去世,紧接着,定好的亲事对方退了。那以后王占勇开始“疯疯癫癫”。

  父亲治病已花光家底,家里借了几千元到附近的医院给王占勇看病。病没治好,家里再也拿不出钱。

安定医院。探视时间将至,病人隔着窗户张望

  最麻烦的是王占勇会到学校门口追打学生。“如果打了人,家里只能用命赔了,实在没法活了。”郭素新说,后来亲属就将王占勇关在了笼子里,只留下了一个送饭的口。

  石家庄市行唐县只里乡习家庄,重症精神分裂患者刘会杰家里,晾台上的预制板,曾是镇压刘会杰的“五行山”。

  6月28日,刘会杰的父亲刘林保说,为了给儿子看病,家里的钱花光了。刘会杰发病时候,跑远了会把自行车和衣服全丢了,然后回来。还每天唱歌,大喊要用菜刀砍死谁。

  他说怕儿子惹祸,自己年迈又看不住,就把儿子用铁索拴在预制楼板上。但刘会杰用铁链拽着楼板在屋里屋外走动,砸家具。后来楼板增加到了三块。

  7月3日,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院长栗克清介绍,精神病人住院治疗,费用约一两万元。目前精神卫生疾病已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,但即使有医保和合作医疗报销,家庭仍要承担至少几千元,一些贫困家庭花不起或者也不愿意花。

  王占勇和刘会杰的事情都曾被媒体关注,后来他们都得到武警河北总队医院的救助。治疗后,家人说他们一直坚持吃药,两人目前已脱离了“牢笼”,都在外打工。

    环境

    恐惧的村民

  被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接走治疗的时候,刘跃贵已在笼子里待了7年。

 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、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2008年5月开始,进行了一个“解锁工程”,基本每个月会救助1到2名“笼中人”。

  2009年3月31日,医院接到南孙庄乡派出所的电话后,到深井村去“解救”刘跃贵。

  医生严保平回忆,对于刘跃贵要被接走,村民们显得非常热情。笼子锈住了打不开,村民找来电锯,帮忙锯开。

这名精神病人已经在笼中生活了10年

  铁笼子被切开后,开始刘跃贵并不走出来,嘴里还念叨着要杀人。被从笼中放出后,他显得很兴奋。7年没直立过的刘跃贵,在医生搀扶下蹒跚,像刚刚学走路。

  严保平回忆,经过两个月的治疗,刘跃贵恢复了大部分社会功能,也没有明显的暴力倾向了。

  2009年6月2日,刘跃贵的住院治疗结束。河北省六院宣传信息中心主任赵向辉等人,将他送回家。结果让他们非常吃惊。

  虽然已经提前告知家人,但到刘跃贵家时,发现大门紧锁,电话联系,家人称出门了回不来。

  这时候,深井村村民在村干部带领下,赶来阻止刘跃贵回村。

  有村民守在救护车前,称要是不把刘跃贵带走,“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”。村民越聚越多,有人指指点点和辱骂,刘跃贵精神又受到刺激:“你们是坏人,都杀了你们。”

  赵向辉他们将刘跃贵带上救护车,带到南孙庄乡派出所。很快,所长和民警以出警为由出去了,留下一个值班人员。

  最终,赵向辉他们夺路而逃,把刘跃贵留给了那名值班人员。“我们开车几百公里接送病人,医院免费救治,家人拒收这种情况,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6月27日,赵向辉说。

  “家里没有办法。村里瞪着眼珠子不让我们接收。我们抵抗不了。只能躲出去。”今年7月5日,刘跃福说,村里对刘跃贵避之不及,“可以扔出去就扔出去,省得再出事”。

  刘跃贵当年在派出所待了几天后,还是被送回了村。一回家,在全村的关注中,家人将他直接又关进了铁笼。

一名频繁伤人的精神病人被锁在窗户上

  7月3日,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院长栗克清说,对于回到社区、家庭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来说,社区康复机构的指导和家庭的支持,是让精神病人能够康复的很重要环节。但社区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匮乏,是全国共性问题。目前河北还没有一家社区康复机构。

  而家庭对精神病人的支持,从医院后来对治疗过的病人回访看,也显得薄弱。

    家庭

    “锁起来”的便利

  在保定市徐水县东史端乡西史端村,打听田树伟,村民们会说“那个疯子”就锁在变压器后面的房子里。

  “那个疯子”,是村民对田树伟共同的称呼。他跟刘跃贵一样,都曾被解锁工程帮助,又重新回到了铁锁中。

  2013年6月28日,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,田树伟赤身裸体侧卧在低矮的房子里。这是田树伟的父母留下的。

  村民介绍,无论春夏秋冬,田树伟都赤身裸体被锁在这里。他脚腕上缠着小指粗的铁链,两三米长,另一端被砸进了房间的地里。田树伟的吃喝拉撒,全在这两三米范围内。

  30岁的田树伟,十几岁的时候失去了父母,20岁的时候得病。他由三个哥哥轮流照顾。

  大哥田树岭说,对于锁着弟弟,三兄弟也有过争执。前段时间,二哥有些心疼,要把铁索放开。但田树岭与老三田树广不同意,“伤了人怎么办?”

  田树岭说,其实田树伟没真正伤过人,但发病以后会大喊大叫,砸东西,追人,邻居都很害怕。而且田树伟拒绝穿衣服,“一个大小伙子,赤身裸体的,外面很多女眷,人家都很有意见。”

  田树岭说,村委会让家里人想想办法。他说,锁起来,是他们能想出的最好办法。

  田树伟是让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感到可惜的一个病例。

  2010年9月28日,已被锁了两年多的田树伟,被“解锁工程”救助。经过两个多月治疗后出院。

  医生严保平介绍,田树伟当时恢复得不错,能帮家里干活。他从医院带了三个月的药物,但之后家人没跟医院联系过领取免费药物。一年后,田树伟的病复发了。与邻居几次冲突后,他的哥哥们再次将他锁了起来。

  严保平认为,田树伟会复发是家庭照顾不够。他说田日常服用的是氯氮平,100片只要5元一瓶,每月只要三四十元。而且这些药物可以在徐水县免费领取,与省六院联系也会免费提供。但哥儿几个都不愿意管。

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,病人排队打饭

  6月28日,田树岭说,他们喂弟弟药都不愿吃,后来也就放弃。

  严保平介绍,2012年6月到7月间,医院回访救助过的百名病人。三分之一恢复得很好,能够参加工作和劳动;三分之一抑制住了暴力倾向,生活能自理;但另三分之一再次复发,被重新锁起来。有几个已经死亡,有的则已经走失。

  医生们也发现了一个规律,病人有父母照顾的,大都保持得比较好,没有父母的,恢复会差一些。

    社会

    “杯水车薪”的公益

  像刘跃贵、田树伟等得到过“解锁工程”救助的,只是少数“幸运”的病人。

 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、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2006年进行的一次全省重型精神疾病人员流行病学调查,被铁链锁住或关在铁笼子里的精神病人,河北约有10万人。

  据赵永辉介绍,自2008年,河北省六院接到需要帮助的“被锁住”的精神病人的信息有3000多个,筛选了280多个,但有的是无法联系到家属,也有的家属不同意接受救助,有的则因医院自己“能力不足”而没去救助。

  例如石家庄市元氏县,一名26岁的女子是重症精神病,其母亲也有精神病,父亲70多岁了。但此女子双脚截肢了,没有自理能力,医院难以承担。

  赵向辉称,“解锁工程”已让医院花费了百万元的资金。

 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自2003年起也救助了数例精神病人。该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云芳说,医院为此也花费近20万元。他说,部队医院应承担社会责任,但这是杯水车薪。

 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近两年没进行“解锁行动”了。陈云芳说医院缺乏医护人员,中心没有男护士了,很多重症精神病人发病时女护士控制不住。

  今年5月,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“解锁工程”也暂停了。

  一方面新的住院楼正在建设,病房不足。另一方面,院长栗克清说,精神卫生法实施后,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,医院也在考量主动“解救”精神病人,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。按精神卫生法规定,家人把病人锁住是违法行为,但同时也规定,送医主体是监护人、公安机关或民政局。

  栗克清称,作为公立医院,需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,但当时发起“解锁工程”时,也没想到这么大规模去实施。他认为,这样的公益行动,理想的做法是医院与慈善人士和企业共同去做。

一名精神病人被关在人家为他特制的铁笼里

  河北六院的医生严保平与同事2012年6月曾回访田树伟。田家希望再次免费收治,但严保平觉得,即使再次收治,家庭照顾不好,还会复发,医院的努力会付诸东流。

  田树伟也就继续被锁着。

  笼子里的刘跃贵,2009年之后也没再接受任何治疗。

  7月5日,南孙庄乡民政所所长兰小成介绍,刘跃贵目前每年有约2900元的低保。他说,全乡还有一些精神病人,民政所只能给予节假日时候的慰问,送些米面油等。

  刘跃贵的低保是2008年民政部门给办的,为此引来很多村民不满。“杀人犯还办低保。”

  对于弟弟,哥哥刘跃福说,“刘跃贵不会再出来了,过一天算一天。”

  【相关报道】

  北京精神科病床缺口达6000张

  “一床难求”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。全国的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.58张,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,病床的缺口也达6千张。

  医疗资源的不足,导致许多需要住院的精神患者“堵塞”在病房之外。与此同时,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,又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,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“旋转门”。

  北京针对此问题将出台文件,多个部门联动,理顺精神病人预防、收治、诊疗、康复、重返社会整个链条。

  “没有床。”北医六院的门诊医生干脆利落地回答。

  一次打开家里的煤气,一次试图跳楼。一个月之内,26岁的袁硕(化名)已经自杀过两次了。

  今年一开春,父母陪他从太原来到北医六院,被医生告知需住院治疗,但医院却暂时没床位,父母期盼的神情立刻黯淡。揣着几盒药,火车又将袁硕一家带回太原。

  这是在北京精神病专科门诊医院常见的一幕。在患者的家属为病床不足烦恼时,医院病房的医护人员们则为病床“过多”而压力重重。

    “超载”的精神病院

    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病床缺口约6000张,但却因病人空间需求,难以大幅度“加床”

  越过回龙观医院七病区一道上锁的大铁门,午餐结束时间,一名护士打开“重症室”的门,10位病人鱼贯而入。他们的床靠得很近,互相一伸手便能够着——因为加床,原本“标配”8人的重症病房挤了10张病。

  安定医院、回龙观医院和北医六院,是北京目前三大精神专科医院。其中,回龙观医院是床位数最多的。

  但即便如此,回龙观医院仍“病”满为患。副院长王绍礼说,医院现开放的床位有1369张。通过加床,截至7月5日实有病人数为1387名,床位使用率达到107%。

  据北京市卫生局今年5月数据,北京已有15万重症精神病患,急需住院的病人约1.5万人。北京精神科开放病床约9000张,病床的缺口约6千。精神科床位数每万人超过4张。

  全国的比例更为悬殊。2012年数据显示,中国已有1亿多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,重症约1600万人,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.58张。

  王绍礼介绍,在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中,大多是“躁狂”病患。

  9年前,陈红梅来到回龙观医院。她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,有患者会在输液时拔下针头扎向护士。“这样的病人如果不住进医院,家人是难以控制的。”陈红梅说。

  “但床位不可能无限加下去。”王绍礼说。精神科病房对于“超载”的容许度很低,不可能像其他科室一样,遇到急症就临时加一张床。

  王绍礼担心安全问题。如果精神科病区人口密度过大,病人肢体接触增多,易使病人兴奋冲动、暴躁易怒,可能发生吵架甚至打架。

  拥有800张床位的安定医院、240张床位的北医六院,也同样面临床位紧张、“供不应求”的问题。即便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充足,面对约6000名排队等住院的病人,各医院都“压力山大”。

  精神疾病的发病规律,也导致患者容易“扎堆”。王绍礼介绍,在精神疾患易于发作的春秋、秋冬之际,几大精神科医院患者均“爆满”,住院常常要等候数周,乃至月余;而春节过后则是“酒依赖”病房最忙碌的时候。

    周转不出的病床

    精神科病人住院时间多达两个月,加之老年病人等长期占用床位,令床位周转慢

  7月5日中午,陈红梅趴在餐厅方形玻璃后,悄悄观察病人们进餐的情况。

  她发现50多岁的女患者孟林(化名)吃完了一整份饭,这意味着病情的好转。因抑郁症引发食欲下降,此前孟林每天都吃不下饭。

  陈红梅已经持续观察孟林一周多了。和其他普通科室比起来,精神科病人普遍住院时间更长。这意味着,一张精神科床位的周转率远远低于其他科室的床位,“压床”现象十分严重。

  “对于精神疾病,药力生效至少要一周到两周。”陈红梅说,即便药力生效,医生还需要每天观察病人变化,及时调整用药,以开始新一轮观察。

  经过一轮轮的观察、治疗、药物生效后再观察、再调整、再观察,一名精神病患者从入院到出院,最快也需一两个月。

  重症病人的治疗时间更难以预计。目前,回龙观医院少数病人住院时间已达到了5年以上。王绍礼坦言,在过去治疗水平不高,以“看管式”为主的精神病院,有病人一住就是二三十年,最长的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年。

  此外,由于精神病人检查、开药较少,服药还可走医保报销,住院费用会远比其他疾病住院费用低廉。这使得很多家属“放心”地将病人留在医院里。

  “不少病人该出院而没出院,因为没家属来接。”陈红梅医治过一位男病人,时常冲动、伤人,家人对他心存顾虑。病人病情稳定后,陈红梅多次找到家人,希望能接他出院,但家人不愿意。“家里房子小,也没人照顾他。”

 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也常年占据部分病床。曾经在专科精神病医院做过多年护士的小月说,阿兹海默症病无法治愈,因此老人住进医院就不再离开。“直到死亡,才能腾出病床。”

    难走出的“旋转门”

    患者出院后的复发再住院,病情恶化循环;北京市拟出台社区康复服务、管理方案解决此问题

  出院仅一个月,邱洋(化名)又来到了回龙观医院。这个40岁的男人表面一切正常,唯一过不去的坎儿就是“怕狗”。一想到街上有狗,就怕得不敢出门。最后,他主动躲到了精神病院。

  邱洋花了3年时间来治疗恐惧。今年6月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医院大门。然而,仅一个月后,医院的大门再次被他推开。“大夫,我想回来,我还是怕狗。”

  邱洋陷入了出院后病情复发再度住院的怪圈,这在精神疾病患者群体中非常普遍,该现象被业内称为“旋转门”。这令本就匮乏的精神卫生资源雪上加霜。

  精神疾病的复发率非常高,“根治”很困难。一名综合医院的医生介绍,精神科大夫治好一个病人太困难,“没有成就感”。

  陈红梅分析,“旋转门”现象的成因首先是疾病本身的特性,大多数双向情感障碍的病患,即便是出院,也需要服药、定期看门诊复查、调药,以避免病情复发或恶化。

  但她发现,许多出院的病人都“失约”了她的门诊。“这是基于一种病耻感。”她说,由于病人们迫切期待自己“正常”,出院后不愿再复查,还会自行减药、停药,造成病情复发,不得不再次住院。

  复发的病人病程将大大延长,从而走向恶性循环。很多复发的病人再治愈,都会经过长达3至5年的周期。“要是第三次发作,恐怕有些患者就要领残疾证了。”

  一位卫生行政部门人士指出,精神病人出院后康复体系不健全,也是令其反复住院,难以走出“旋转门”的原因之一。

  以北京为例,虽然重症精神病人可免费服药,但病人出院后到小医院或其他机构进行生活、技能的康复费用,并未纳入医保。很多病人出院后直接回家,虽然病情已稳定,但短时期难以适应社会生活,从而无法巩固康复成果。

    建不起的精神科病房

    综合医院设精神科病房有利于分流专科医院压力和患者康复,但高投入低效益令病房建设踟蹰不前

  “精神卫生不只是精神病院的事。”早在2004年,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即表态称,综合医院应当开设精神科门诊。

  原卫生部发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(2012-2015年)征集意见稿也指出,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立精神科门诊。北京、江苏、河北等多个省份的卫生“十二五”规划中,都写入了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的相关内容。

  截至目前,北京多家大医院如朝阳医院、同仁医院及部分二级、区县医院也开设了精神、心理科室,“分流”了精神病患的就诊压力。

  方敏(化名)是一家三甲医院精神科门诊的医师,他每天出诊半天,要看20到30个病人,“紧张,节奏很快”。病人中,有抑郁情绪的最多,另外就是精神分裂症,也有些是遭了打击和变故,短时期心理出现了问题。

  但方敏所在医院只有精神科门诊,未设立病床。方敏说,遇到较严重的、需要住院治疗或进一步观察的病人,他无能为力,只得再“推”到前述三家精神专科医院。

  和方敏所在的医院类似,综合类大医院只开设了门诊。王绍礼也称,对于重症精神病患,目前还是更多靠三大精神专科医院接收。

  患抑郁症的范女士说,她更希望有问题在综合医院解决。“专科医院精神病人集中,会受到不好的暗示。”

  范女士曾在几家二三级医院看过门诊,“但只能开些药物。如果有病床,病人有条件留院观察,医护人员对病人的诊疗也能更加负责。”

  业内人士指出,综合医院设置精神科病房,一方面能够分流“拥挤”的专科医院压力;另外,综合医院科室齐全,对于伴随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的诊治更加有利。

  但“综合医院对于设立精神科病房的兴趣不大”。该人士说,比起门诊,设立精神科病房成本要大得多,需要更多医护人员投入。精神科病人住院周期长,周转慢,单张床位收益回报率低,医院设立精神科病床“投入产出比”不理想。

  记者了解到,对于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病房,不论是国家还是各省市层面都没有硬性指标规定。原卫生部截至2015年的规划中也只表示“有条件的综合性医疗机构可以设立精神科病房”。

  这意味着,“综合医院设精神科病房,短时间内仍只是美好愿景。”上述人士表示。

    医疗资源配置待优化

    卫生行政部门人士认为,解决精神病救治问题,需建立完整的预防治疗、康复体系

  即便综合医院将来能建立病房,增加床位,也不足以疏通精神疾病患者就医、康复的渠道。一名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说。

  “整体而言,国家对于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服务是‘欠账’的。”他指出,光靠床位数增加远远不够,更重要是优化现有医疗资源配置格局,建立完整的预防、治疗、康复体系,并以立法固定下来。

  “之所以将精神卫生上升到立法层面上,是因为这种疾病的特殊性。”这位负责人表示,精神疾病除了医学属性之外,还牵涉到社会公共安全、法律、人文关怀、伦理观念等多个层面。

  正因如此,中国现行精神病收治体系也较为复杂,分属不同系统。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,才能够理顺精神病人预防、收治、诊疗、康复、重返社会的一整个链条。

  另一业内人士建议,除了部门之间联动之外,地域之间也应建立联动机制。据其表示,北京市政府目前指定的收治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——华一医院精神病区长期人满为患,政府对这些患者补贴的医疗、生活费用投入也非常大,但很多流浪人员找不到原籍。

  他建议,全国应建立统一的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制度。对于外来精神病患者来到北京,也可及时掌握其信息、病情等。

  前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精神病治疗体系优化方向,他认为这是“解决之道”。

  在此体系中,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应当“分工”:其中,精神病专科医院、大医院精神科主要负责急重症诊治;患者病情稳定,具备出院条件后,可先到二级医院进行一段时期的“缓冲”,避免直接从医院到社会的“硬着陆”;最后回到社区。

  目前,北京16区县已整合部分小医院,成立区县级精神卫生保健院。该负责人称,这些保健院将能提供精神病人恢复期生活、职业、社交技能的康复,帮助他们再造社会功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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